②言在文化活动中主要体现为写作行为，古人称之曰文或辞。

而这对儒家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来看差序格局这个概念的话，那么，行动者己的情感及行动投入之所以需要区分出缓急，是基于行动者感同身受的发生过程——与自己关系越近，就越是能够就近切身感受其苦痛，就越是愿意为其分担付出，差序格局中行动者的行为特征实质上是基于血缘纽带做连接的体恤与同情，是生理机制的作用而并非心理上的偏向。

在程度上，儒家之仁爱并非爱有差等。程颐在诠释孟子亲亲仁民爱物时说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其所理解的儒家仁爱在作用于不同对象时并不存在偏爱的问题（所谓皆仁），而只是存在时间上先后差序的问题（所谓有序）。他站在桑德斯剧场的舞台中央向学生们声称：如果你用心上完整门课，认真地阅读、思考每一个文本，并且尝试将课上所学付诸实践，我许诺：这门课将改变你的生活。己作为人际关系的中心点，在其往外推扩仁心的时候，首先遇到的是亲，然后是民和物。这样，儒家就成为不平等之爱的宣扬者，儒家的主张也因此被认为不具有普世价值。

孟子说仁，人心也，我们姑且称之为仁心，这个具备仁心之己先是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在普鸣看来，当我们面对复杂的世界时，我们必须首先抛开所谓的真实自我的心理，必须打破固定的生活状态，寻找发展自身的可能性。脱离这个基础则很容易失去中国哲学研究的科学性。

当然，更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先哲不可能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自觉的哲学学术建构。而且，试图复原和回归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原义，只是一种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如果中国的先哲老子、孔子、孟子、庄子们的思想理论，在基本问题和意义旨归上，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们具有本质的相同或相通，那么，他们就可以一起被称为哲学家，而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就随即迎刃而解。例如汤用彤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范式对魏晋玄学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里程碑，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的一座巅峰。

他们举证很多具体的概念、范畴，例如道、气、理等，以及像有生于无之类命题，论证其与西方哲学范畴和思维逻辑之间的不可互释以及不可通约性。从范式方面来说，古代中国关于《庄子》的研究，都属于诸子学的范式。

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宝藏，也是全人类的智慧瑰宝。与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相比，这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因此，自19世纪末叶起就有人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会落入消亡的命运。由此可见，从原始宗教、神话诗歌到哲学是人类文明与思维的飞跃。

它们对于工匠开放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哲学的出现，是一个民族思维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一个民族思维成熟的标志。但是，五四一代学者的工作毕竟处于前无古人的草创阶段，他们建立的中国哲学范式缺点非常明显。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系统而又完整的哲学著述，在古代中国没有发现，即使是《庄子》《荀子》等也不完全与之相同。

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也实现了与史部之学的基本分治与对接。虽然古代中国有两次重大考古材料发现，即汉代孔壁藏书和西晋汲冢竹书发现，但都不是考古学。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进入专题： 庄子 。这一代学者筚路褴褛，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创建，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

与国学名称相应的还有国医、国乐、国术、国文、国语之说等等。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在新知识产生过程中，旧的知识遗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著名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都相继成立国学院。对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至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以昌明国粹为口号，创办刊物，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

近代以后，欧洲、美国特别是德国、法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领军。国学的概念并没有涉及用中国古典学术分类即四部之学，来替代现代学术分类。

即使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庄子》中的心性问题，虽然与哲学问题相关，但这个问题在一般的讨论中语义被混淆，内涵模糊不清，基本上游离了哲学的范式。

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解释学，揭示了知识和学术发展的这种规律。此外，四部之中除了包括今日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考古等学科，也包括今日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所思考问题，从本质上看，与西方哲学家一脉相通。从后来的世界历史来看，具有完整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的民族，在古代只有古代希腊、印度、阿拉伯和中国。无论人们如何皓首穷经、搜肠刮肚，也不可能展示孔孟老庄等人说话的原初意指。这种约定俗成的力量给今日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带来很大的误区和混乱。

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但是，虽然中国古代哲人与希腊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大致相同，甚至在思维方式上也是一致的，表述方式却有很大不同。

不但各种国学班遍及各地，网络和民间的国学更是风生水起。本文囿于篇幅，只能述其要略。

在这个意义上，新材料可以说是推进学术前进和发展的新能源。《庄子》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及其与国学之关系 《庄子》的哲学研究也同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

问题在于，尽管五四一代学者所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但是他们所建构的这个范式是否完全不能成立，从而不具有合法性？批评五四一代学者的这些具体的论证，能否整体性颠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结论？ 古代中国先哲的思想与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具有本质的统一性。但是，纯粹哲学范式的《庄子》研究，今日仍然难得一见，可谓凤毛麟角。这些问题总其要略，即认为五四一代学者还没有彻底融会贯通中西哲学的内在思想和理路，从而将中西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简单、粗糙的对接。其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等一批著作相继问世。

由于新文化运动，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及其体系几乎全盘引进中国。所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理论，绝对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明晰。

有很多人用国学来专指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问，国学一词在这里也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划分和说法而已。应该强调的是，20世纪上半叶倡导国学者的目的，是在现代学术体系（实质上也是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中，把中国人的学术创造及其成果，与西方人的学术创造及成果区别开来。

而要实现对于五四一代学者的超越，必须具有坚实的西方哲学尤其是20世纪哲学训练，必须沉潜浸入四部之学内部脉络，在中西学术的本质层面，实现哲学学科的对接。《汉书·艺文志》所谓九流十家之说，有很多家我们现在也所知甚少。